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全面启动之际，香港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发的前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整体经济发展和媒介技术的革新，香港区域的移动传播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本文综合以往对该区域的研究和最新数据报告，剖析香港移动传播的现状与特点，并对未来发展趋势与方向进行预测。

根据移动数据研究公司QuestMobile 2017年5月发布的《2016全球移动互联网报告》统计，全球移动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0.7亿，中国、印度、美国位居前三。为在互联网时代抢占技术高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末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目标在2020年前，搭建全球规模最大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加快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在移动互联发展的浪潮中，香港作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一直是连接中外的友好桥梁，同时随着陆港人民在移动媒体上的频繁交流，探究香港的移动传播状况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总体来说，近年大陆与香港地区的媒体呈现多元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整体特征。 

一、香港移动传播发展现状

香港是全球具备最先进固定宽带网络基建的城市之一。根据互联网络内容传输商阿卡迈技术公司(Akamai Technologies, Inc.)发表的《2017年第一季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香港在宽带服务速度方面，全球排名第四。同时， 媒体市场研究公司Zenith的报告指出，香港的智能手机渗透率在全球排前五名，预测在2018年达到92%。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网络广告产业、通讯行业纷纷踏上时代快车，2017年香港网络广告支出预计增长14.0%，达到6.385亿美元。2020年，电信供应商将在香港发布5G牌照，香港移动运营商SmarTone已经与爱立信合作投资并测试5G连接。先进的宽带服务速度与智能设备的更迭带动了香港互联网在移动媒体时代的高速发展，又深刻影响着地区核心产业的未来趋势。与此同时，香港虽然与大陆有着深厚的地缘、亲缘关系，但英国政府长久的殖民统治与“一国两制”制度的双重影响下，两地的传媒功能与体制观念仍有着“异质同构”的特点。总体来看，当下香港在移动传播上具有高速、即时、广泛、智能、多元的特征。

1.移动传播多元化，独立网媒渐兴起

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相比，香港移动传播最关键的特征在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而造成多种文化背景交融，再加上“一国两制”的体制要求使香港的移动传播呈现复杂多元的形态。回归后，香港的部分传媒思想依然受自由主义影响，强调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化并具有较高独立性，特别在移动传播过程中，打破了以往大众传播权利被媒体掌控的局面，用户、自媒体、人工智能等在后台化、隐身化的网络中自由发展呈“脱缰”之势。

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传媒机构大多拥有私人资本背景，在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中更强调传播产品在市场中的经济表现，在满足受众知情权与自由新闻的同时，有着较重的娱乐大众倾向。近年，受不同政治派别影响，大量的网络媒体表现出“从远离政治（信息娱乐化）到靠近政治”的发展特点。如HKG报、港人讲地、巴士的报、100 毛等，相较于传统媒体，这些网络媒体拥有较强的政治倾向，在吸引着泛政治化的年轻群体的同时又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2.多向社交互动传播，舆论场纷乱汹涌

移动传播中泛社交化的强关系使网民与社交软件之间产生黏性，帮助传者在互动中培育稳定受者社群，形成小集体拟态环境。香港居民多数的智能手机用户都使用过社交软件，以Facebook为例，有77%的香港人使用Facebook，占总人口的53%，地区市场占有率在全球排名第二。同时，在融合技术发展趋势信息量图中香港的社交化占有26.2%（如图1）。社交机能的突出得益于在移动传播网络中网友对互动的渴望。香港高登论坛在强调社交 互动的基础上，再加以“匿名化”，使得会员以“隐身” 姿态评论时事和人物，形成所谓“硬胶文化”。

 

图1 两岸四地融合技术发展趋势信息量

数据来源：澳门互联网研究学会

 

近年，多数香港网络媒体形成了“以言论自由为由，以对特区政府行为进行批评与监督、对港陆关系的关心” 的公众舆论，一些媒体高举“热血之剑”过于激进的响应社会观点，形成小集体拟态环境。于是，2012 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 2014 年的“占领中环”、2016年的 “香港旺角暴乱”等事件相继发生。总之，在信息多向传导的串联社交平台中如何将纷乱汹涌的讯息做出整理引导舆论的正常发展，是公众媒体的时代命题。

3.平台化渐成气候，短视频高歌猛进

在移动传播的浪潮中，平台搭建成为传媒产业打破技术、资金、地域等壁垒的关键，促进平台互通、内容互导，资本合作，进一步在行业内形成多个维度的互补合力。2017年11月21日，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香港卫视达成合作共识，以体育产业为基础，以新媒体为切入点，打造创新体育互联网生态链。同时，香港在传媒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国际化优势，VS MEDIA是在香港成立的全球首个以华人创作人为主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以短视频网红孵化为主要业务，并协助创作者完成从UGC- PGC- IP的孵化过程。香港具有发达的金融体系、深厚的传统媒体基础、多元的国际化背景，为传媒产业在移动互联时代的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

4.信息传递即时化，碎片信息陆港沟通滞后

移动传播即时化一方面促进了信息的对点迅速互传，但在另一方面滞后的港陆交流使得矛盾在外资控制媒体的渲染下越发严重。即时化的信息传递一方面满足了网民资 讯需求，另一方面，以新闻报道为例，如港澳“自由行” 政策对香港社会的影响、“赴港生子”问题、港代哄抢商品对陆港两地居民的困扰等等，这些信息在分秒之内就以“碎片化”的形态迅速呈现在受众面前，但限于两地传媒的滞后交流使大陆媒体远离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为解决这一问题大陆提出了一些针对性计划，例如中央电台从2010年开始发起“港澳媒体采访团内地行”活动，同时签署CEPA协议促进媒体交流、地方发展。通过两地传媒业的努力与政策的一步步开放两地的媒体解读会更加具有权威性。同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启动，两地传播资源经过整合有效性也会不断增强。

5.广播发展融媒体，受众广泛公信高

移动传播中媒体融合是必经过程，广播作为香港较为广泛的媒介形式广受欢迎，近年香港广播逐渐加入媒体融合的运作模式。特别是以香港电台为首的香港广播界越来越重视多种渠道、媒介的整合发力，力求在竞争激烈的港媒中，获取足够的发展动力和潜力。根据香港通信事务管理局的调查，15岁以上受调查人中，有使用广播的习惯的 有66.5%，且每日平均收听1.7小时。香港各家广播纷纷打造自有的APP，在不断的完善中加强了广播节目的接受度与可伴随性。如：香港商台联通社交网络，将最新新闻资讯传送到Facebook、Twitter平台上，真正做到让广播成为移动媒体。这种“网台联动”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收听模式，极大程度开发了广播的经济潜能。

 

二、香港移动传播现有问题与阻碍

1.舆论阵地动荡，内陆把控力弱

移动传播过程中舆论场的爆发时有发生，监管机构的监督系统把控至关重要。香港与内地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使香港人身份与内地身份产生区隔，再加上香港泛政治化的民主风气，网络媒体的自由与秩序天平逐渐失衡。根据针对香港青年的调查显示（见图2），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认为个人自由比社会秩序重要。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一发展趋势更为明显。香港失衡的舆论环境与香港境外反对势力的长期经营有着极大的关系。比如，《时代》杂志把“占中”学生领袖黄之锋放在封面上，及一些反对派媒体的极尽赞美之词给予香港年轻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对抗即风骨，违法真英雄。如何在移动传播时代引导香港舆论阵地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难题。

 

图2  政治观念转变趋势

数据来源：香港青年协会

 

2.网络媒体发展相对滞后，传媒产品竞争力下降

在日新月异的移动传播时代，相比于大陆，香港媒体融合乏力，产品输出渐成逆差。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香港开放的舆论环境有关，传统的平面和电子媒体具有广泛的自由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社会舆论，他们不需要通过网络来承担畅通言论的职能。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具有极高的受众比率，长久以来的市场优势使港媒固步自封，错过了网络媒体发展的爆发期。根据数据，从2008 年开始香港传媒类产品就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且其逆差额在不断增长。（如图3） 同时，根据澳门互联网研究学会数据统计 （如图4），香港的媒体信息量在2013 年- 2017年这五年间的增长量与大陆相比相差悬殊。

 

图3  中国香港传媒类产品国际贸易差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UNCTAD创意经济数据库

 

图4  两岸四地媒体信息量时间趋势

数据来源：澳门互联网研究学会

 

3.信息茧房效应出现，社会分层产生

移动传播时代网络公众讨论的深化易逐步导致文本表达上的进一步分野，又由于香港传媒监管机制的缺失致使形成信息茧房。当前，香港发达的线上线下媒体，在监管机制的缺失下逐渐失衡，相关社交软件的推波助澜更是激化了矛盾。在“100毛”、《明报》、《南华早报》的Facebook页面数据中（如图5），“100毛”Facebook页面上有14条与内地有关的负面报道，而另两个媒体则保留了一些对于内地的中立报道和分析。由此可知，“100毛”在生产过程中对信息内容进行了筛选，借由对内地人的频繁批评，对比之下强化“本地人”身份认同，进而使网络社群出现“同质化”现象。分节的社交互动使观点相近的人聚到一起，偏见被放大并在交流中散布，最终形成的信息茧房成为社会舆论的孵化器。

 

图 5 2016年6月9日至2016年6月13日

三个Facebook专页有关内地的报道统计

数据来源：“100毛” Facebook专页

 

4.缺少法律法规约束，网媒良性发展成难题

在海量信息中，网络把关的必要性对行业规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动传播日益呈现出范围广、速度快、层次深的特点，相应传播却乱象频发。香港一直没有明文的新闻法，目前香港特区沿用的法律中，与管制传媒的主要法例只有7项，即：《本地报刊注册条例》、《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书籍注册条例》、《电影检查条例》、《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电视条例》、《电讯条例》。其中没有一条是与移动网络传播相关的法例。香港传媒在法律与行政上很少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失德网络媒体的发展。特区政府在面对敏感的陆港问题时投鼠忌器，加之大量网络媒体被境外资本左右，主流媒体无法占领制高点，舆论场良性发展堪忧。

 

三、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与方向

1.加强两地媒体互通，弥补线性传播的短板

在移动互联时代，没有移动传播力，难言舆论引导力。香港媒体应快速适应新兴媒介形态，加强多样移动终端的兼容性，推动本地媒体向移动化、平台化、视频化转型。同时，陆港建立媒体互联，项目共建。比如，中央电台与港澳节目中心合作搭建了“央广港澳新闻” 微信平台，依托平台优质节目资源，搭建沟通平台，聚焦热点事件、深度解读中央政策。在移动广播方面，蜻蜓FM软件推出了《粤港澳新主张》《发仔转两会》等专题报道，实现媒体与受众更为深入的互动，既提升了受众话语权又提升了传者影响力。

2.加强意识形态引导，争夺香港舆论阵地

街头政治的产生，究其根本不外乎是政治和社会生态的恶性发展、主流与网络媒体发声渠道被堵塞等原因。因此，在处理香港舆情时“引导”是要务。一方面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了解民意，舒缓民意；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实时把握本地居民主流意识变化，适当地调整策略，改善特区政治生态。2017年12月16日，香港《文汇报》报道，在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有毕业生在奏国歌时拒绝站立、做出不尊重国歌行为，对此学校将其赶离现场。该校校长陈卓禧事后回应“港独”学生：“港专作为一个爱国爱港的学校，必定高举爱国旗帜，这个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即使殖民地时代都没有退缩过……你们如果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那就是你们选错了学校！”香港媒体发出主流声音，积极引导舆论，在社交网络上引起陆港两地一片好评。

3.传播泛社交化将成趋势，内容将成关键发力点

社交化已经成为当前移动传播的主要特点之一。为提高用户黏性，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便成为了不同传播主体的竞争要点。因此，无论是客户端的留言平台，还是微信的群组聊天，社交移动化具有普遍趋势，网络打破了交流的时空局限，拉近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距离，布局社交领域成为不少移动传播主体黏合用户的重要手段。由于香港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大多数传媒平台掌握在私人手中，为迎合市场眼球，新闻信息质量堪忧，再之近年政党在媒体中的渗透使得主流媒体公信力不胜从前。未来，优化信息质量，提高传媒公信力成为香港移动媒体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结  语

为适应网民愈发多元化的信息需求，香港传媒理应“扩容”，并积极投身媒介融合时代。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逐步推进，香港传媒市场必定产生新的受众群，巨大的增量空间亟待开发。与此同时，随着陆港交流的加深，市场经济的转型对接是必然趋势，通过多角度交流来寻求合作性博弈的契合点，继而形成灵动、和谐、宽松、开放的区域政治环境与人文环境，为香港地区移动传播大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闫文瑞，河南大学365备用主页研究生。

本文摘自《新闻传播》杂志2018年2期，下载及引用原文请到中国知网自行查找。未经本刊允许，禁止转载。